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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漠视生命，轻启战端。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，日军大本营还下达“决号作战准备纲要”，意图“一亿玉碎”，负隅顽抗。武士道精神推崇“向死而狂”，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，所谓的“死之觉悟”，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。早在幕末时期，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“变革先驱”吉田松阴就抛出了“得失互偿论”，主张“在贸易上失于俄、美者，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”。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，并提出“主权线”和“利益线”的扩张理论，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，认为只要“利益线”受阻，便可轻启战端。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“新生命线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“满蒙生命线论”的行径臭味相通、如出一辙。80年前，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《终战诏书》中，并未出现“投降”的字眼。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，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拥护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。然而，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，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滋生着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，甚至形成有计划的行动，这种披着“和平国家”外衣的“新军国主义”，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险所在。
多年来，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推动“新军国主义”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。有人在这里高呼“光荣回到靖国神社”，再现欢送侵略者出征的场景；有人在这里纪念“为国捐躯的英灵”，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；有人满口讲着和平，却在这里主张“死者无罪论”，逃避加害责任；还有人做出理解“受伤害国家人民感情”的样子，明明是首相，却以“个人行为”为战犯招魂；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，还推动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，散布靖国神社所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。早在2007年8月，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，此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。记录显示，从2014年至今，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10次。
在日本“新军国主义”势力的鼓噪下，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，军国主义思想的变种层出不穷。右翼势力奉“皇国史观”为核心价值，武士不可对天皇“不恭”，战争苦果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”，“一亿国民总忏悔”可以，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；战犯提前释放，摇身变为“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”的义士，在日本政坛形成“军国主义遗族政治”链条；“大和民族优越论”分解潜藏于“正常国家”“主导亚洲”“盟友价值”“日本无罪”等主张之中；大肆宣扬“玉碎”“神风”乃至“三光”“百人斩”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，用悲彩涂抹战争，用“英雄叙事”替换罪恶……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，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。
，“无核三原则”岌岌可危，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等战后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性规范接连被突破。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交战权限制的束缚，朝着“军事大国”迈进。军事上，“新军国主义”打着“自主防卫”的幌子，行穷兵黩武之实，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“能战国家”。日本国会近日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，追加1.1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，使其年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11万亿日元。自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2026财年变更，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“大佐”等称谓都要改回来。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，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“非必要”习惯，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卫队的“国防组织”定位。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态，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。近年来
，刻意挑动地区阵营对抗。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，与战前日本以“生命线”“利益线”为名推行的扩张政策毫无二致。先是故意挑起争端、人为制造和煽动“威胁”，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、增加个人支持率，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国民“奔赴战场，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”的《教育敕语》又粉墨登场。安倍内阁时期，日本政府通过答辩书，宣称不排除将《教育敕语》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。《朝日新闻》发表社论认为，这可看作是政府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”行动的一环。有媒体曾在2017年曝光，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，强制要求幼儿背诵《教育敕语》。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《教育敕语》，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《教育敕语》，称其非常“精彩”。可以看出，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倾向，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，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化“爱国”意识形态，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。
，日本足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的照片，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，引发强烈批评。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“最后投降的兵”，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，但多年来被日本包装成所谓“战争受害者”“忠诚坚韧的民族英雄”。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，如今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，足见军国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之紧迫。更是如此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。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《日本投降书》等一系列国际文件，不仅把日本当年“窃取”的台湾归还中国，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，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，构成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。近期在中国大陆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将1930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
11月21日，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，强调高市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，是对14亿多中国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挑衅；11月24日，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，称其防卫基本方针是“专守防卫”的被动防御战略，并对中方无端指责、倒打一耙；12月1日，中国再次致函联合国，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高市早苗却把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与“台湾有事”相关联，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，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谓“专守防卫”“被动防御”的范畴，日方的说法自相矛盾，是在欺骗国际社会。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，向全体会员国散发，法国、俄罗斯、南非、柬埔寨、越南、老挝、西班牙、乌干达、土耳其、缅甸、泰国、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，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。
